［4］秦虹.城市流出人口就业分析与预测［J］.经济与信息，1994，（4）：21-23.

［5］段成荣，孙磊.流出劳动力的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J］.中国青年研究，2011，（1）：54-61.

［6］陈传波，阎竣.户籍歧视还是人力资本差异——对城城与乡城流出人口收入差距的布朗分解［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9-16.

［7］任远，陈春林.农民工收入的人力资本回报与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J］.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10，（6）：114-121.

［8］马秀杰，孙桂平，王玉婷，等.河北省流出人口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6，（6）：3221.

王胜今（1954-），男，吉林磐石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

张 磊（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杨 静（1985-），女，河北保定人，黑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中心高级统计师。

一、引言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和经济增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1］中国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是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黑龙江省受体制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等因素影响，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2015年黑龙江省GDP增速为5.1%，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人口外流现象持续加剧，有研究将东北经济失速归因于逐渐恶化的人口形势，人口流动的经济实质主要是追求更大收益机会而进行跨区域流动。［2］因此，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收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3］秦虹认为流动人口大多集中在纺织、机械、环卫和建筑等城市户籍人口不愿从事的行业，其就业组织化程度低，不稳定性强。［4］段成荣、孙磊通过分析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认为受教育程度、户籍性质、职业行业、就业地区等特征是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5］陈传波、阎竣运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对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布朗分解，认为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可以解释两者之间大部分就业机会和收入差异。［6］任远、陈春林分段估计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回报，发现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工的收入回报就更多地依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7］因此，研究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和省内流出人口就业特征、收入状况，厘清各自影响因素，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流动人口政策、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进而改善现有的人口大量外流现象，缓解人口外流对现有经济的影响，帮助我们探寻评价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就业、收入提升之间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户籍地为黑龙江省的流出人口。包括现居地在黑龙江以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现居住地在黑龙江省内的流出人口，即跨省流出和省内流出两部分，并选取调查对象处于就业状态的数据，共获得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有效样本3 084个，省内流出人口有效样本4 220个。二、黑龙江跨省流出与省内流出人口基本情况比较（一）年龄与性别结构从年龄结构分析，黑龙江省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低于40岁且45岁以下精力充沛的青壮年劳动力占绝大多数。其中跨省流出人口26岁到45岁中青年人口占61.6%，平均年龄为38.48岁，省内流出人口26岁到45岁中青年人口占55.5%，平均年龄为39岁。跨省流出人口的平均年龄略低于省内流出人口。从性别构成看，黑龙江流出人口仍以男性流出为主，男性占据主体地位，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男性占53.3%，女性占46.7%，男性比女性多6.6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内流出人口中男性比重同样大于女性，比重分别为51.1%和48.9%。（二）受教育程度跨省流出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省内流出人口。数据显示跨省流出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为16.5%，而省内流出人口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仅为7.8%，两者相差8.7个百分点。跨省流出人口中高中/中专学历人口占20.8%，高于省内流出人口所占比重3.5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省内流出人口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62.7%。（三）职业特征跨省流出人口和省内流出人口中服务行业人员所占比重均超过一半以上，分别为57.6%和61.5%，非技术农业及生产制造业人员占比分别为30.4%和31.3%，而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还不到10%，二者分别为9.3%和5.8%。跨省流出人口与省内流出人口相比较，其从事专业技能人员的比例大于省内流出人口，说明具备高技能的人才更愿意选择到省外择业发展。（四）收入特征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2015年平均月收入均值为4 284.72元，省内流出人口平均月收入均值3 029.42元。分职业看，跨省流出人口中其他管理人员月均收入最高5 450.59元，最低月均收入为非技术农业及生产制造业人员3 573.01元。省内流出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月均收入最高3 503.26元。三、黑龙江省流出人口就业影响因素分析由于流出人口大部分就业于第二、三产业之中，因此本文在原始调查数据基础上将职业划分为更加适用于分析流出人口的非技术农业及生产制造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行业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四类。非技术农业及生产制造业人员主要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人员等；服务行业人员主要包括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等；其他管理人员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公务员和有关人员；其他为专业技术人员。（一）变量选取与测度对跨省流出人口就业影响因素分析时，以被调查对象目前从事的主要职业为因变量，即四分类变量；人口学特征和跨省流出区域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流入地经济带和地区；跨省流出人口年龄和流出时间为主要关注协变量，包括年龄、本次跨省流出时间，建立分类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对省内流出人口就业影响因素分析时，与跨省流出人口相比，控制变量少了流入地经济带和地区（见表1）。表1 黑龙江省流出人口职业影响因素模型变量（二）实证结果分析1.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参数检验结果表明，年龄、跨省流出时间、婚姻状况、跨省流出经济带、跨省流出地区对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没有影响。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性别显著影响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其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农村男性跨省流出人口更可能成为非技术农业及生产制造业人员；选择从事服务行业人员的跨省流出人口主要受到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的影响，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跨省流出人口比较容易从事此类工作。2.黑龙江省内流出人口就业影响因素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影响黑龙江省省内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因素多于跨省流出人口，年龄、性别、流出时间、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均会不同表2 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就业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参数检验结果注：*通过显著水平为10%的假设检验；**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假设检验，下同。自变量截距年龄本次跨省流出时间男 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农业非农未婚已婚离异（或丧偶）长三角环渤海其他珠三角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非技术农业及生产制造业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服务行业人员B 0.066 0.019 0.000 0.179 0b 4.700 2.949 1.792 0b 0.561 0b 0.487 0b 0.573 0b显著水平0.961 0.278 0.995 0.456 0.000 0.888 0.409 0.912 0.956 0.091 0.163 0.770 0.483Exp(B)1.020 1.000 1.196 109.900 19.081 1.122 0.532 0.912 0.964 1.628 3.465 0.778 1.774表3 黑龙江省内流出人口就业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参数检验结果四、黑龙江省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分析黑龙江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出人口的收入水平为连续变量指标，通过观察样本收入水平的分布状况，本文将其分为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四个等级。月收入小于2 000元为低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等于2 000元且小于3 500元为中下等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等于3 500元且小于5 000元为中上等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等于5 000元为高收入水平。（一）变量选取与测度将收入四个等级因变量在模型中的编码设计为0、1、2、3，此时因变量为序次等级性质，需要建立黑龙江省流出人口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累积Logistic回归模型。在建模中，本文将黑龙江省流出人口的人口学特征、跨省流出地区、经济带和流出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度量标准和变量的编码类型同上文。但是，模型适用条件检验即平行线检验（Test of Parallel Lines）结果显示，平行性假设不能被满足，在选择不同的拟合模型的连接函数后，该假设依然不能被满足。所以考虑回归系数的确在随着分割点发生变化，因此改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为收入水平的四个等级，控制变量为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流出地经济带和地区（此变量只用于跨省流出人口分析），协变量为年龄和本次流出时间。（二）实证结果分析1.跨省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参数检验结果表明除户口性质和流入地经济带对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的收入水平没有影响外，年龄、流出时间、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变量显著影响跨省流出人口的收入水平。其中，性别为男性控制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02、1.561和1.668，比值比分别为2.02、4.76和5.30，男性流出人口分别获得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的概率与获得低收入的概率之比，较女性流出人口的这一比值分别大2倍、4.76倍和5.30倍。表明相对于女性跨省流出人口，男性跨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获得提高的可能性更大。这表明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集中的东部和东北地区受行业人力资源禀赋差异和社会观念偏见的影响，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女性劳动者月均收入低于男性。另外，女性跨省流出人口中流出原因中接近1/3是家属随迁、学习培训而非务工经商，也降低了她们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年龄控制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均为负值，比值比分别为0.98、0.97、0.96，跨省流出人口年龄每增长一岁，分别获得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的概率与获得低收入的概率之比是之前的98%、97%和96%。流出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等级提高的发生比不增反降。究其原因可能是跨省流出人口主要从事非技术工人和服务行业，这两个行业更倾向于吸纳青壮年劳动力，年龄越小在体力和精力方面越具有显著优势，更容易凭借自身优越的条件而获得收入的显著提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体力精力优势逐渐削弱，收入也会不升反降。表4 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收入模型参数检验结果自变量截距年龄本次流出时间男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农业非农未婚已婚离异（或丧偶）长三角环渤海其他珠三角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下等收入 中上等收入 高收入B 1.668 0b-0.254 0b-0.941 0.605 0b 0.189 0b 1.144 0.550 0.059 0b显著水平0.010 0.000 0.022 0.000 0.000 0.000 0.000 0.072 0.007 0.048 0.788 0.261 0.809 0.000 0.160 0.812Exp(B)0.959 0.976 5.302 0.067 0.127 0.294 0.775 0.390 1.831 1.208 2.349 0.847 3.140 1.734 1.061教育程度类别变量以大专及以上为参照水平，其他教育程度的发生比均小于1。从单个模型内部看，学历越低的跨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发生比下降得越多，中下等收入模型中高中/中专、初中、小学及以下的比值比分别为0.71、0.44、0.34；从三个模型横向对比看，收入等级越高，低学历的跨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发生比越低，例如初中学历在中下等、中上等和高收入三个模型中的比值比分别为0.44、0.27、0.13，这说明用工单位越来越注重应聘者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使得教育程度变量对跨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只有具备丰富经验和熟练职业技能的高学历流出人口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等级。婚姻状况只对高收入等级模型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已婚跨省流出人口获得高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较大，而未婚跨省流出人口相对较小。说明已婚者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担当精神，渴望通过努力工作获取更高的收入，进而改善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跨省流出时间偏回归系数均为负，比值比均大于或等于0.9，表明流出时间的延长并未使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获得收入上的显著提高。这与跨省流出人口特点有关:一是跨省流出人口进入流入地面对一个新环境，普遍先频繁地从事短期、临时性的过渡工作，并经过长时间滞留才能找到相对稳定、收入可观的工作，因此，在初入流入地长时间滞留期间流出时间与工资提高不成正比。二是跨省流出人口自身条件和职业素养、技能不能完全符合流入地用工单位要求，在流入地长时期未找到工作也可以导致其流出时间越长工资反而下降的现象。三是由于跨省流出人口集中、沉淀于相对低端的行业，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可利用的资源具有有限性，边际效益率呈现递减趋势，因此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降低。［8］从流入地地区来看，与东北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较高且东部地区最高，而西部地区较低。从跨省流出人口流入地区的分布也不难看出，有一半以上的流出人口流入到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海南等东部地区。2.省内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流出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和流出时间均显著影响省内流出人口的收入水平。黑龙江省内流出人口中，性别为男性控制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06、1.359和1.429，比值比分别为2.03、3.89和4.17，与跨省流出人口一致，男性获得高收入的概率高于女性流出人口。除了省内同样存在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外，黑龙江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体力劳动者。较女性从业人员，男性更具有获得高收入的个体优势。年龄控制变量对省内流出人口收入影响与跨省流出人口年龄对收入的影响基本相同，偏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年龄对收入同样存在负影响，比值比分别为0.99、0.98、0.98。与跨省流出人口基本相同，90%左右的省内流出人口集中在服务行业和非技术领域服务行业，而这两个行业呈现出低年龄优势的倾向性，因此，年龄与收入呈反比。受教育程度变量对省内流出人口收入的影响，同样呈现出学历越低的流出人口获得高收入的概率随之降低的规律。这符合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规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它是使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的一种生产性投资。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人的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进而提高生产的能力，从而增加个人收入。与跨省流出人口不同，省内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模型中，婚姻状况对高收入等级模型没有影响，而对中等收入等级模型影响显著。省内已婚流出人口获得中等收入的可能性反而比离异（或丧偶）的流出人口要小；未婚流出人口获得中上等收入的可能性也比离异（或丧偶）的流出人口要小。主要原因可能是未婚流出人口大多年龄较小，主要集中在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刚刚从业的年轻人，工作经验较少，起薪较低。表5 黑龙江省内流出人口收入模型参数检验结果自变量截距年龄本次流出时间男 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农业非农未婚已婚离异（或丧偶）中下等收入 中上等收入 高收入 1.429 0b-0.209 0b-0.879 0.106 0b显著水平0.541 0.090*0.000**0.000**0.000**0.007**0.094*0.276 0.062*0.791Exp(B)0.984 0.917 4.173 0.197 0.428 0.578 0.812 0.415 1.112户口性质变量对省内流出人口收入影响与跨省流出人口户口性质对收入没有影响不同，省内流出人口的户口性质对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有显著影响，偏回归系数均为负，比值比分别为0.753、0.678，表明农业户口的流出人口分别获得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概率与获得低收入的概率是非农人口的75.3%和67.8%。主要原因是省内非农流出人口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存在正效应。流出时间对省内流出人口收入的影响与跨省流出人口一致，偏回归系数均为负，比值比均大于0.9，表明流出时间的延长并未使黑龙江省流出人口获得收入上的显著提高。五、结论与对策首先，黑龙江无论是跨省流出人口还是省内流出人口，主要以45岁以下精力充沛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为主，且跨省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低于省内流出人口。流出人口显现出强烈的性别倾向，男性流出人口多于女性。跨省流出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省内流出人口，黑龙江存在人才外流现象。黑龙江省流出人口集中分布在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业、非技术农业及生产制造业，真正的脑力劳动者，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比较低，职业角色主要由雇员和自营劳动者构成，社会阶层相对较低，提升空间较小。跨省流出人口的工资待遇显著高于省内流出人口。其次，只有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性别三个因素对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而黑龙江省内流出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更广泛，年龄、性别、流出时间、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均会不同程度影响黑龙江省内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实证结果所呈现的影响变量反映了不同省份对其流入人口自然条件和教育程度的用工要求，黑龙江以外省份的用工单位更注重应聘者的受教育水平，具备丰富经验和熟练职业技能的高学历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会更多样性，黑龙江省流出人口在外省仍会受到用工单位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性待遇。第三，黑龙江省女性流出人口和男性相比，在收入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受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差异和社会观念偏见的影响，无论黑龙江省内还是省外都普遍存在性别歧视现象，女性劳动者月收入低于男性，尤其跨省流出人口受性别影响更强烈；年龄与收入呈倒“U”形关系，随着年龄增长，其月收入先增长后下降；跨省流出人口高收入等级中，已婚流出人口相对未婚流出人口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较大。而省内流出人口中，婚姻状况仅对中等收入等级模型产生影响；教育程度无论对跨省流出人口还是省内流出人口收入等级的提高都会有显著影响。从流入地地区来看，与东北地区相比，流入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较高且东部地区最高。鉴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大黑龙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经济，提高地区吸引力，有效提升整体的发展能力。二是充分利用东北振兴战略发展的契机，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驻足龙江，营造优良的就业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确保本地人才留得住，外省人才流进来。三是突出人力资本在提高收入中的作用，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各种民办的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技能。【参考文献】［1］王胜今，许世存.吉林省流出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3（3）：5-15，175.［2］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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